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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佤族“螺女”型故事探析

    时间：2023-01-11 17:25:04 来源：东东创业网 本文已影响人 东东创业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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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玉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螺女”型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主要讲述一男子意外得螺，为找到给自己洗衣做饭的女子通过偷窥发现是螺换形为人，后与之结合的带有幻想性的民间故事。在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它属AT400C（“田螺姑娘”）型，其中收录32例异文[1]。随着1998年以讨论中日韩的田螺姑娘型故事为主题的亚细亚民族叙事学会第5届学术会议在上海的召开，国内各民族的“螺女”型故事开始被搜集，各种异文已过百篇，不少学者开始了针对国内少数民族“螺女”型故事的研究。如2001年禹尚烈的《朝鲜族田螺娘型故事初探》[2]，1999年陈华文的《叙述与文化：在表层和隐义之间：畲族螺女故事概述》[3]，2012年董秀团的《白族螺女故事类型及文化内涵研究——以大理剑川石龙村流传的故事为例》[4]，重点都在于少数民族“螺女”型故事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其中还暂未有对佤族“螺女”型故事研究的相关论文。在文献查阅基础上，本文运用类型学系统分析佤族“螺女”型故事文本，试图从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出发，对其故事类型进行分析，挖掘其中展现的佤族文化特色与内涵。

    民间故事研究中，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上，提出通过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并总结了31个角色功能项[5]。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尝试从结构上分析各类民间故事文本，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有学者认为，从结构形态学上来说，“螺女”型故事不仅包括以“螺女”为主角的故事类型，还包括以“其他动物”为主角的故事类型。即在保留符合“螺女”型故事的三大中心母题（男子得螺、螺化形成人、螺为男子操持家务）下，最主要的女主人公形象在从某物变形前已经突破以“螺”为载体的限制，囊括各种水生类动物，如鱼、蚌、龙等，以及其他动物，如乌龟、毛狗子精等[6]，这类文本都属于“螺女”型故事。因此，本文将采用以上界定，摘取佤族民间故事中符合的“螺女”型故事文本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左右，国内开启了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其中佤族民间故事主要成书有：尚仲豪、郭思九等人编撰的《佤族民间故事集成》[7]《佤族民间故事选》[8]；
    召罕嫩等人编撰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孟连佤族卷》[9]，以及《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七卷》[10]。基于以上界定，“螺女”型故事在相关文本中共5个，《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孟连佤族卷》包含2篇：《鸟蛋姑娘》《岩撒与田螺姑娘》，其他含3篇：《孤儿和仙女》《岩嘎和龙女》《岩惹和龙女》，后者主要在西盟、沧源等地流传。

    （一）佤族“螺女”型故事情节

    “螺女”型故事中，男子得螺（其他动物）、螺（其他动物）幻化为女子并为男子操持家务、男子偷窥后发现螺（其他动物）女这三者为不变的中心母题，鉴于此，可将佤族“螺女”型故事的5个文本划分为不同的重要情节单元（见表1）。

    在前半段的“螺女”故事上五则情节内容大体相同，符合三大中心母题，后半段差别较明显。刘魁立先生认为，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变体，同时在同一类型中可以划分出中心母题、母题链等一些重要单元[11]。三者衔接内容则为母题链，也就是起衔接作用的重要情节单元。

    综上，顺接三大中心母题，可得佤族两大“螺女”型故事类型变体：

    《鸟蛋姑娘》《岩撒与田螺姑娘》：男子得螺（其他动物）——螺（其他动物）化为女子为男子操持家务——男子偷窥后发现是螺（其他动物）幻化成人——阻止女子变螺（其他动物）并求爱，女子同意，二人结合——阻碍出现——阻碍被消灭，重归幸福生活；

    《孤儿和仙女》《岩嘎和龙女》《岩惹与龙女》：男子得螺（其他动物）——螺（其他动物）化为女子为男子操持家务——男子偷窥后发现是螺（其他动物）幻化成人——二人互通心意并结合——对头出现——女子消失，男子寻找，并得到帮助——难题考验——通过难题考验，对头被打败，重归幸福生活。

    （二）组合形态分析

    相关记载中，“螺女”型故事最早见于东晋陶潜所撰《搜神后记》卷五中的《白水素女》，故事脉络发展为：男子得螺、螺幻化为女子并为男子炊爨、男子偷窥后发现螺女，螺女离去。仅根据有记载的文本来说，这是最早的原文，钟敬文先生称之为单纯式，后面出现的文本都可说是其异文。后随《白水素女》几百年的传播演变与发展，并同各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螺女”型故事已在单枝之外发展出新的故事线，也即出现了组合形态，这类文本被称为复合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唐末皇甫氏的《吴堪》（原名《原化记》），螺女被偷窥后并未离去，而是和吴堪结为夫妻，后半段还插入了难题考验母题，县官觊觎螺女的美貌，为强占她而刁难吴堪，要求他找到“虾蟆毛”“鬼臂”“祸斗”等物，螺女机智躲过，最后火烧县衙。刘守华从此篇发微，提到其后半段楔入的难题考验母题，认为有不少异文都采取了复合形态叙事，即将螺女故事的核心母题和其他故事相关母题串接，除去难题考验母题外，各色异文中还有“两兄弟”型、“张郎休妻”型、“百鸟衣型”等等[12]。

    可以看出，佤族“螺女”型故事中，流传在孟连的《鸟蛋姑娘》《岩撒与田螺姑娘》属单纯式，和传统的白水素女故事情节类似，并且没有和其他故事类型发生复合，而西盟沧源等地流传的《孤儿和仙女》《岩嘎和龙女》《岩惹与龙女》则属复合式，其后半段嵌入了难题考验母题。

    根据不同故事类型之间接合部分的结构特性，每个故事之间的组合类型不同，复合式的“螺女”故事组合形态又可分为：嵌入式、连缀式、复合式三种[13]。流传在西盟沧源等地的同时包含这3种组合形态，第一种是嵌入式组合形态，即在类型A叙事过程中，插入类型B的叙事板块，主人公没有退场，继续在B中采取行动，B结束后接叙A的其他情节，直至故事结局。西盟沧源“螺女”型故事嵌入了“宝物”型故事。宝物型故事即主人公获得一个宝物，宝物展现力量，使用宝物去破除阻碍，拯救他人或者主人公失去宝物，再寻回。《孤儿与仙女》中螺（鱼）女一出场手戴金戒指（力量），岩惹干活时脱下金戒指，叶西泳失去金戒指（力量），后被嗡掳走，岩惹与嗡通过难题考验后拿回金戒指（力量），恢复自由身。《岩嘎和龙女》中岩嘎为了找到被国王抢走的妻子，找到“百知老人”，获得红皮果，在最后一关难题，使用红皮果（力量）获得最后的胜利，最后两人团圆。由于二者都是围绕男女主人公的分离与重合主题，因此嵌入得非常和谐。第二种是连缀式组合形态，即同一主人公连续经历AB两事件，B事件发生在A事件之后。西盟沧源型三篇故事主人公都经历了妻子消失，遭遇难题考验，得到帮助战胜对手的连续事件，也就是“螺女”母题加上难题考验母题，二者有先后之分。第三种是复合式组合形态，即嵌入式和连缀式同时存在，根据表1可见，序号11的重要情节单元在《孤儿与仙女》《岩嘎和龙女》和《岩惹与龙女》中即是“难题考验”母题，共同点是：男子为救螺女遇上对头；
    二人争执不下；
    螺女或对头设置难题；
    男子凭借自身力量（或他人或宝物）战胜对手。既有螺女母题，又有难题考验母题，同时嵌入了“宝物型”故事，属于复合式组合形态。

    表1 组合形态分析表

    分析故事的组合形态，有助于把握故事脉络与母题。以上可以看出，佤族“螺女”型故事包含了属单纯式的“白水素女”型与复合式的“吴堪”型两大变体。其中，属于复合式的西盟沧源等地的“螺女”故事中难题考验母题突出。

    在我国，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边疆地区，地处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因多为佤族聚居，被称为阿佤山区。根据主要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特点，阿佤山区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地区：一是以西盟为主的阿佤山中心地区的佤族，生产方式为刀耕火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初步确立，但还保留着土地村寨公有制的残余，这一类地区的佤族尚处在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社会萌芽的社会历史阶段；
    二是沧源、耿马、澜沧、孟连等阿佤山边缘地区的佤族，领主制经济特点明显，除了受本民族“部落王”统治外，有的还要受傣族土司的统治与剥削；
    三是以镇康、凤庆等少数靠近内地地区的佤族为主，地主经济已占主要地位[14]。其中西盟和沧源是佤族自治县，孟连是佤族与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自治县。佤族两大类型螺女故事也因此受到不同社会制度、文化等影响，呈现不同特点。

    （一）孟连“螺女”型故事受傣族文化、汉文化影响较深

    孟连，傣语勐两，勐意为地方，两即找的意思。元明时期，傣族已从勐卯迁徙而来；
    到了明清时期，当时朝廷遣派军队与工匠前来开设银厂，这些人的后代也逐渐在孟连、澜沧等地安家[15]。作为佤、傣、汉等民族共居的自治县，孟连佤族受傣文化、汉文化影响颇深。

    1、傣族神树崇拜思想影响

    傣族人信奉万物有灵，认为树是神的居所，树上的神灵主宰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从树上来，死后灵魂同样可以依附于树身。《鸟蛋姑娘》开头，“远在神树生人的年代，天下全部是男人”[9]所体现的就是傣族文化中的神树崇拜。佤族神话有关于人的诞生，最重要的是“司岗里”传说，“司岗”的意思是石洞或葫芦，“里”的意思是出来。在佤族中心的西盟，司岗里讲述了人是怎样从石洞中出来的，而在沧源等地，司岗里则讲了人怎样从葫芦里出来的。不管哪种说法，佤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都没有从“神树生人”一说，这可能是受到了傣族神树崇拜文化影响。云南傣族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多生长青树，因其长绿，枝繁叶茂多叶不凋，由此大多成为傣族人所认为的“神树”。傣族的历史长诗《厘俸》中提到，青树“附有神灵”，而“大青树已成为傣族民族文化特征之一”[16]。居住于孟连县的佤族受到混居影响，加上傣族土司的长期统治，双方文化交流交往的结果在民间故事中体现出来。再如《岩撒与田螺姑娘》中，田螺姑娘被邻居姑娘推进井中淹死后，井边长出一棵青树，人人称奇，田螺姑娘变成小鸟停在青树上，当青树被砍倒，小鸟也就飞走了。小鸟可以视作田螺姑娘死后的灵魂所化，它依附于青树，当它从树上下来后，又可以变成为人。

    2、汉族梁祝传说影响

    《鸟蛋姑娘》结尾，鸟蛋姑娘“领着人们选坟地”，还“教人们用黄皮树劈成棺材”，孤儿与姑娘死后合葬，三年后，“响雷炸开坟墓，从里面飞出两只美丽的大蝴蝶，双双比翼向蓝天飞去”[9]，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汉族文化及其习俗的影响。一是丧葬文化影响，佤族传统葬俗是单身葬，未有合葬，而在汉文化中，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土夫妻合葬棺椁；
    同时佤族棺材一般是砍木头劈成两半挖洞，而文中提到鸟蛋姑娘教大家如何做棺材，说明孟连佤族可能学习了其他民族的棺木做法。二是梁祝化蝶的传说影响，孤儿与姑娘化蝶明显与梁祝传说类似，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祝化蝶通过定居于此的汉族人传播，流传到佤族与其民间故事相结合是可能的，惊雷炸开坟墓，蝴蝶比翼齐飞，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生生世世幸福的美好祝愿。

    3、生产生活方式影响

    西盟等阿佤中心的佤族因居于山区，生产方式以耕种山地和旱稻为主，习惯于刀耕火种的旱地耕作。南方的汉族以及傣族主要是耕种水田，这在孟连“螺女”型故事中也有体现，《岩撒与田螺姑娘》中岩撒种了一块水田，并且家中有水缸，二人结合后，男子外出劳动，女子“纺纱织布”，生活的地方还有井，这些都体现出汉傣生活方式对佤族的影响。

    （二）西盟沧源“螺女”型故事中的“难题考验”母题

    西盟沧源“螺女”型故事难题考验母题突出，其中两篇《孤儿和仙女》《岩嘎和龙女》与其他民族较为不同的是，提出难题考验的非男主人公的对手，而是螺（其他动物）女本人，这其实与佤族独特的民间信仰、恋爱习俗、社会制度等密不可分。

    1、民间信仰

    与其他“螺女”型故事稍许不同，西盟沧源等地流传的三篇故事文本都体现了女性的地位，其一表现在男子见到化身的螺（鱼）女后不是“一把抱住”从而迫使螺（鱼）女成为他妻子，而是有个两情相悦的过程，在确定婚姻关系之前，男女双方均是自愿且互相倾心的；
    其二在《孤儿与仙女》《岩嘎和龙女》中螺（鱼）女成为难题考验的设定人，甚至难题考验是由女方主动提出，成为丈夫与对头的考验人。这不仅是由于佤族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有佤族地区延续数千年女神崇拜的社会心理影响。

    佤族的女神崇拜源于对创世之神木依吉的尊敬。木依吉神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妈侬，继而人类才开始繁衍。《司岗里》传说中，妈侬做妈妈后，连续生了三个儿子都相继夭折，最后终于把安木拐抚养成人，自己却垂垂老矣。阿佤人相信木依吉神是人类的根源所在，在最困难的时候木依吉神就会出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与生产生活相适应，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女神崇拜可以说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自然崇拜与神灵崇拜的结合体。”[17]女神崇拜还体现在阿佤人对女性的生殖崇拜，佤族文化中的木鼓，就是依据女性生殖器的形状制造的，它是连通人类和木依吉的神器，能让众神灵降福于人间。从女性生殖崇拜引申出来的是佤族对母性的崇敬，母性意味着人类繁衍、万物生长的生生不息，是女性崇拜的本质与核心。

    2、恋爱习俗

    佤族青年男女谈恋爱主要采取“串姑娘”的方式。小伙子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串姑娘，可以集体活动，也可以独自进行。流程就是小伙子到姑娘住处去玩，不管是否中意对方，姑娘都要陪坐，否则会被视为无礼。一个小伙子可以同时串几个姑娘，一个姑娘也可以同时接受几个小伙子的求爱，姑娘有权接受或谢绝求爱，但是她绝没有先向小伙子求爱的习惯和勇气。这个过程中，姑娘也掌握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婚姻主动权与恋爱自由权，体现在“螺女”型故事中就是螺女本人的择偶自由性，《孤儿和仙女》和《岩嘎和龙女》两篇文本中的三道难题都是由螺女设定，也就是说，螺女作为被“串”的姑娘考验了男主人公及其对头（来“串”她的小伙子）的机智、勇敢，从中择定符合自己心意的对象，这也是佤族“串姑娘”习俗的体现。

    3、孤儿身份反映出的佤族社会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五个故事主人公都是贫穷孤儿身份，即使在《鸟蛋姑娘》中最开始设定男主人公为男人群中最瘦弱的人，后面也转变为孤儿。纵观佤族民间故事，孤儿主人公占了相当大比例，这与佤族的社会制度息息相关。其一是佤族实行转房制婚姻，即丈夫死后，妻子不能回娘家，也不是自由身，而是必须“转房”给丈夫的亲兄弟和族兄弟，虽说妻子可以带孩子过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般孩子都会被遗留在原家；
    其二是部落冲突多，佤族由于猎人头祭祀和“打冤家”，族内的寨子与寨子间，族内寨子与外族寨子之间都会产生冲突，一旦开战便全员参与，这也就导致械斗频繁，死亡率高，很多孩子失去父母沦为孤儿，他们或是被掳到其他寨子当奴隶，或是被本族头人、亲族收养，但通常得不到好的待遇。孤儿通常面对三重压迫，一是生存压迫，物资匮乏；
    二是社会压迫，家贫导致别人看不起，地位低，容易被欺负；
    三是阶级压迫，富人阶级对穷人阶级，贵族阶级对贫民阶级，也就是头人对孤儿的压迫。《孤儿与仙女》《岩惹与龙女》开篇，孤儿都遭到了别人的戏弄，前者“珠米”的出现就反映出奴隶主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同时掳去螺女的在《孤儿与仙女》《岩嘎和龙女》《岩惹与龙女》中身份分别是富人嗡、国王、龙王，无一例外都是上层阶级的贵族。佤族“螺女”型故事选取孤儿作为主人公身份，不仅表达了孤儿群体对于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也侧面反映出孤儿生存的不易。

    从古至今，“螺女”型故事在民间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在相当程度上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同时，流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螺女”型故事又因地理环境和各民族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女主人公形象从最早的白水素女突破到龙女、鱼女甚至鸟蛋，故事内容也增加了婚恋、破除阻碍、破镜重圆等等元素，但不变的是其中都包含了三大核心母题，且作为幻想性故事，寄托了劳动人民对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

    通过分析以上五个佤族“螺女”型故事，可见根据流传地域的不同，在西盟沧源等靠近佤族中心地区的“螺女”故事与其他母题相契合，呈现出更多佤族的特色，如串姑娘的恋爱习俗、原始信仰的女神崇拜等，而边缘地区的佤族“螺女”故事则表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往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深层折射。综上，一方面，佤族螺女故事没有脱离原本螺女故事的原型，包含了单纯式“白水素女”与复合式“吴堪”故事两大系统；
    另一方面，也受到佤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出与其他地区螺女故事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从而具有了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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