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番”到“落番”——新加坡华族歌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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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怡

新加坡是海外唯一一个以华族为主体的国家，华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华族先民只是因生活所迫无奈“下南洋”。那时，他们虽远赴异国他乡，却时常思念故土和亲人，普遍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可是，随着岁月的变迁，这种感情渐渐地流逝了，对他们来说“新加坡”的概念越来越强，这里逐渐成为他们新的祖国，由此也开始产生新的“认同”。这一过程，用闽粤方言来表示，即“过番”和“落番”，新加坡流传的华族“歌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过程。

清末民初，广东、福建人称到南洋谋生为“过番”，到南洋谋生的人则为“番客”。当“番客”们奔赴未知的世界时，他们带上了家乡的歌谣，并用这些歌谣作为思念故土的方式和抒发情感的通道；
当他们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时，就开始创造新的歌谣，这些歌谣渐渐地成为他们作为新族群的表达和对此族群认同的外显。这一变化过程如何在歌谣中被映射？这些歌谣又如何彰显中新两国音乐文化上的一脉相承？此类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

对于珍贵的新加坡华族歌谣，目前中新两国及两国之外的学术界均鲜有关注，但查阅我国的相关文献，则可见部分中国学者对大陆同类歌谣的研究。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福建卷、海南卷等）、《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福建卷、海南卷等）均对闽粤等地相关民歌进行了概述和介绍。林朝虹、刘登翰、苏庆华等人则主要从文学角度对潮汕歌谣及过番歌等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相关论述，等等。从这些歌谣的腔、词等方面来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的歌谣与新加坡流传的华族歌谣有同源特征，然而这些歌谣在新加坡的流传情况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至今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一）新加坡华族歌谣总览

近年来，笔者数次前往新加坡实地考察，在此过程中先后搜集到华族歌谣86首，其中81首发现于新加坡尚未被关注过的《华族歌谣集》①〔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编：《华族歌谣集》，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4年，内部资料。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成立于1979年，前身为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组，1985年改为口述史馆，1993年再度更名为口述历史中心，与国家博物馆及国家档案馆同隶属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负责保管国家历史方面的口述史资料，他们通过访谈录音采录、汇编、保存及传播人们对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记忆。，这是我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发现的一本无乐谱歌本，1994年由该中心搜集整编完成，据中心馆藏室负责人介绍，该歌本自整理完成后一直尘封馆内，从未有人到馆借阅，因此当了解到笔者借阅复刻是用于学术研究时，中心负责人主动减免了高额的复刻费并对笔者的研究工作予以大力支持。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通过国家行为，带着学术眼光，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口述历史访谈和录制，记录了相关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历史回忆，从而保存了诸多散佚民间的珍贵口述史资料。目前，该中心已经收集了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统治时期的新加坡（1942——1945年）”“消失中的行业”“新加坡的教育发展”“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口述传统”等诸多专题，其中的“口述传统”主要记录有关新加坡华族歌谣、戏曲或由移民带到新加坡的其他传说等内容。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在整编《华族歌谣集》时，根据内容将其歌谣分为催眠篇、游戏篇、生活篇、知识篇、为人处世篇、妇女篇、嫁娶篇、过番篇、玩笑篇以及无法归类的其他篇共计十类。每首歌谣配有中英文双语歌词，附带录音资料，无乐谱，并根据部分歌谣的内容绘制了反映所咏情景的卡通插图，十分生动，显示出新加坡人对华族传统歌谣内容的理解。许多歌谣根据第一句歌词命名，内容则与华侨华人过番、落番的生活直接相关。笔者对这份得之不易的珍贵资料及采录的歌谣一首首学习、模唱、记谱、分析和研究后发现，无论歌词、音乐还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

由于早年到新加坡的番客大都是闽南、广府②当地人自称为广府人，广府即今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潮州、客家、海南人，搜集到的歌谣也大都源自并流传于汉族之内的这五个民系，并用闽南语、粤语、潮州话、客家话或琼语方言演唱。（见表1）

表1 五大民系华族歌谣数量统计表③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关于新加坡华族五大民系歌谣的详细曲目请后续关注笔者相关著作。

（二）渊源考辨

笔者掌握了国内相关歌谣的基本情况，并梳理、考证了两国歌谣的渊源关系。根据词曲来源及其传承变异情况可知，一部分华族歌谣与中国大陆的歌谣有直接渊源；
另一部分为新加坡华族的新创作。两类歌谣体现出了“落地”与“生根”的关系，这也是本文聚焦讨论的话题。

1.源自中国的歌谣

这类歌谣源自中国，在曲名、曲调、歌词内容等方面明显与中国境内流传的歌谣有继承的亲缘关系，我们不仅能找到明确的来源，而且歌谣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原曲的样态。（见表2）

表2 中新两国歌谣渊源关系表④篇幅所限，此处仅作个别曲目示例。

通过两国歌谣的对照发现，部分歌谣几乎词曲名均未发生变化，从中可见传统音乐即使跨国传播也仍具有的稳定性。不过，作为一种口传艺术形式，尤其在传播到新加坡后，部分歌谣在流传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变化。有的歌曲新加坡版和中国版仅一字之差，如新加坡版的《数目歌》和中国版的《一姐不如二姐娇》，实为异名同曲；
有的变化稍大，如新加坡版《新报歌》和中国版《鸡公仔 尾弯弯》之间，新加坡版的唱词是中国版的简化。

两首歌谣歌词对照如下：

新加坡《数目歌》

一姐不如二姐娇，

三寸金莲四寸腰，

买得五六七钱粉，

装成八九十分娇。

十九夜月八分光，

七姐下凡配六郎，

五更四处敲三点，

二人同睡一张床。

新加坡《新报歌》

鸡公仔，尾弯弯，

做人新报甚艰难，

早早起身都话晏，

眼泪唔乾落下间，

下间有个冬瓜仔，

问声姥爷又话蒸，

问声奶奶又话煮，

蒸蒸煮煮唔钟意，

三朝打烂三条大木棍，

四朝跪烂四条绣花裙。

中国广东《一姐不如二姐娇》⑤《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7年，第367页。

一姐不如二姐娇，

三寸金莲四寸腰，

买得五六七钱粉，

装成八九十分娇。

十九夜月八分光，

七姐下凡伴六郎，

五更四处敲三点，

二人同睡一张床。

中国广东《鸡公仔 尾弯弯》⑥同注⑤，第731页。《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5年，第256页。

鸡公仔，尾弯弯，

做人新妇实艰难，

早早起身都话晚，

缴干眼泪入下间，

入到下间睇见条条瓜仔，

问知安人蒸呀煮，

安人又话蒸，

姥爷又话煮，

蒸蒸煮煮都唔中安人意。

手甲挑盐又话淡，

正甲挑盐又话咸。

三朝打断三条格木棍，

四朝跪烂九条裙。

投知爹妈都唔信，

解开裙带血淋淋。

好在丈夫返得快，

唔系煲撑滚水照头淋。

2.新创歌谣

华人根据在新加坡生活及情感表达的需要，新创作了一些民间歌谣。如《胶工歌》《天时热》《伯爷公》《五官》《狐狸归洞》《点脚公》，等等。这些新歌谣，体现了华族在新的聚居地逐渐适应当地生活，表达他们新的生活和情感认同，“落番”逐渐完成。

《胶工歌》就是华族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歌由客家人陈锡霞自创于新加坡，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德光岛华人橡胶工人群体中流传。（见谱例1）

谱例1 《胶工歌》（客家）⑦文中笔者所记乐谱系根据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提供的磁带录音，田野时间：2016年3月9日，歌谣为吟诵式。；
陈锡霞演唱；
贾怡记谱

新加坡华族歌谣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吟诵调，另一类是旋律性较强的小调。这些歌谣与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显示出中国歌谣在海外的流传情况，其中一首《孟姜女》音调的使用更是突出地显示了两国歌谣的渊源关系。

“孟姜女调”是我国流传广泛，影响很大的一首时调。用它填词的民歌数量众多，曲调也由“母曲”变化出相当多的“变体”，形成了《孟姜女》乐目家族。过去学者仅关注中国境内“孟姜女调”的流传，笔者通过在新加坡的实地考察，发现“孟姜女调”在新加坡歌谣中的传播情况。仅《华族歌谣集》中就收录了3首以“孟姜女调”同一变体旋律填词的歌谣，分别是客家歌谣《人儿细细有斤两》《排排坐》和《喜鹊儿》。（见谱例2、谱例3及表2）

谱例2 《人儿细细有斤两》（客家）⑧笔者根据《华族歌谣集》录音记谱。；
张春荣演唱；
贾怡记谱

《人儿细细有斤两》是一首齐言七字句歌谣。传说在封建科举时代一位书生因身材矮小常被人取笑，但他胸怀大志，刻苦勤学，终获翰林群榜首，此曲以物拟人宣扬不以外貌取人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

该曲的主要音乐特点是：四句唱词对应4个乐句，方整性结构，D徵调式。

乐曲结构为起、承、转、合。唱词加入了衬词，并运用变化了的鱼咬尾手法。音乐的曲调板式对歌词节奏有所发展。以徵、羽、商为骨干的三音旋律框架。4个乐句的结音是re、sol、la、sol，保留了与《孟姜女》母曲相同的乐句结音。（见谱例3、表3）

表3 中新两国《孟姜女》分析对照简表

谱例3 中新两国《孟姜女》旋律对照谱

今所见《排排坐》和《喜鹊儿》在曲调上与《人儿细细有斤两》几乎一致，只是在唱词上有所不同。但从《孟姜女》旋律在新加坡歌谣中的应用，我们可以发现：

1.与母曲相较而言，新加坡三首歌谣在音乐风格和功能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母曲多表达凄苦风格，《人儿细细有斤两》等变体则风格活泼，多用在儿歌作品中，可见民间音乐的可塑性和风格变化空间之大。

2.对新加坡《孟姜女》调三首歌谣的发现，突破了原本仅在中国大陆空间范围内探讨《孟姜女》分布状况和流变情况的现状，拓展了对《孟姜女》音乐的共时性空间及历时性流变的认识，由此我们可知《孟姜女》时调的影响远超中国大陆。对《孟姜女》等歌谣的海外发现也启示我们今后进行民歌研究时，应该拓展研究空间，在本国范围加以考订后，进一步与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多国民歌进行比较研究。

3.从国内具有“母题”性质的《孟姜女》故事，到境外旋律不变的“孟姜女”时调，《孟姜女》原本的“母题”功能淡化了，却凸显出其曲调“母体”的意义。从母题到母曲，更显示出部分民间音乐曲调的稳定性和民歌题材的变异性。

通过新加坡《孟姜女》时调的流传，我们可以理解其超越国境的跨区域性分布，由此可见音乐的传播存在超越语言文字的力量。孟姜女的故事超越了文学形式而成为一首时调民歌，并以母曲的形式广泛传播于海内外，其在民间文学领域主要以发源于古代某一特定空间并带有“母题”性质的特定历史故事转变为《孟姜女》旋律不变的民歌音乐“母体”，凸显了音乐旋律“母体”跨境传播的功能和意义。

在新加坡不同类型的华族歌谣中，保存着一类重要且独具价值的民歌：过番歌。过番歌不仅是“过番”的记述，还涉及华族的生产生活、爱情婚姻、迁徙历程、节庆习俗、历史事件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它承载着华族迁徙的重要内容和历史信息，是新加坡华族移民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我们不仅能从中了解歌谣语言的艺术化表达，还能透过这些歌谣探究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以及与大陆歌谣的传承流变等诸多问题。

（一）过番歌的思想内容

“过番歌”的产生与19世纪闽粤民众“下南洋”的特殊历史息息相关，滋养孕育于福建、广东、海南三省普通百姓迁徙南洋的现实生活，并伴随番客在祖国与南洋之间的“跨国移动”，使得这些歌谣在中国的闽粤琼地区和南洋各国传唱，并形成音乐文化的互动现象。

清末闽粤地区人多地少，土薄人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之位于东南沿海的海岛民众多有敢于冒险并向外拓殖的性格和传统。因此，这个地区百姓为谋求发展，往往外出谋生，不少人别离妻儿，背井离乡远赴南洋等地打拼，逐渐形成了一种“过番”的区域历史和文化传统。“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域”，“倚南洋为外府”，“民之趋南洋者如鹜”⑨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可见当时“下南洋”的社会趋向。

可是，过番绝不是件美事，过番长路漫漫充满辛酸与苦难。海上风信难测，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偷渡的华人被封禁在“移动地狱”般条件恶劣的船舱，死亡率极高。即使九死一生到了南洋，早期华工也大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多在矿区、橡胶园充当苦力，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身处异邦的他们与家乡父母妻儿亲友多年无法相见。这种种现实的苦难自然滋生出反映过番艰辛与别情的歌谣，歌谣也成为了抒发番客过番心情最方便和最直接的艺术化表达方式，而新加坡保存了多首反映这类过番内容的歌谣。

广东福建有俗语“卖猪仔”，是指被拐卖出国做苦力的华工。汕头是当年贩卖“猪仔”华工的主要口岸之一，“客头”是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他们对东南亚较为熟悉，闽粤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客头行就是专事贩卖劳工“生意”的商业机构，由此也可见当时存在的“猪仔贸易”史实。

“过番”主要是由于“家破无奈过暹罗”的经济原因。尽管当时在闽粤侨乡流传着许多番客在南洋发财的故事，也确实有许多番客通过侨批⑩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将钱不断地寄回给内地侨乡的亲属，给当时侨乡百姓一种实现了发财梦想的希望。可是毕竟海水迢迢离家遥远，外出充满着无奈和焦虑，因此便产生了表达此类内容和思想的歌谣，如潮州过番歌《心惶惶》：

图1 《心惶惶》插图?〔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编：《华族歌谣集》，新加坡：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1994年，内部资料。

心慌慌，意茫茫，

欲到汕头客头行，

行主叫我入来坐，

外声叫宾说一言，

伫每人五十来收订，

好待火船来开帆。

三日欲到七洲洋，

回头不见我家乡，

一片海水黔黔乌，

使我看了心更燥。

歌词以“心慌慌，意茫茫”起头，结束在“一片海水黔黔乌，使我看了心更燥”，充满了无奈不安之感。

又如歌谣《阿哥出门去过番》。（见谱例4）

谱例4 《阿哥出门去过番》（客家）?录音资料由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提供，2016年3月9日。；
杨世斌演唱；
贾怡记谱

这是一位番客演唱的歌谣，描述与妻子离别无奈过番的内容。以上两首歌谣均是描写华侨由于生活所迫无奈过番的歌。而另一首《一字乞妻知》则是描写新加坡番客过番后的艰辛生活，这当是大多数番客异邦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艰险、苦闷与无奈，字里行间，可以体谅。《一字乞妻知》歌词如下：

走去深山作长工，夜日受艰难，深山熊虎多，伯公保平安。

所做日连夜，所骑大柴樑，日出任他曝，雨落任他淋，天光要浴沐，夜晚少休息。

想欲回唐山，无钱无银难主张，云山相阻隔，与妻无告量。

《天顶一只鹅》也是新加坡华族歌谣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过番歌。歌曲描写阿哥娶不到老婆无奈过番到暹罗（泰国）打拼的内容。这首歌谣不仅流传于新加坡，在我国潮汕、闽南地区也有流传，《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就收录了此歌，名为《天上一只鹅》?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0页。。此外，笔者十多年前去泰国时也曾听当地潮州籍华人演唱过这首歌谣，可知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流传。现将中国潮州、新加坡、泰国三地的歌词内容对照如下：

中国潮州 新加坡 泰国

天上一只鹅， 天顶一只鹅， 天顶蜀只鹅，

阿弟有妻阿哥。

阿弟有阿兄无， 阿弟娶女阿兄无，

阿弟生子喊大伯， 阿弟生仔叫大伯， 阿弟生囝叫大伯，

大伯羞愧奈何。

大伯羞愧无奈何， 大伯听着无奈何，

提等匣毕过暹罗， 背起包裹过暹罗。

包裹囝背了往暹罗，

过到暹罗赶猪哥。

海水迢迢，父母真枭，?暹罗指泰国，真枭意为真狠心。暹罗船未开，

血汗钱念念寄， 老婆未娶，此恨难消。

死绝亲人无来追，

寄转唐山讨老婆。

海水迢迢，父母心枭，

海水迢迢，钱银失掉。

老婆未娶，此恨难消。

老婆未娶，此恨难消。

讨妻不成，此恨难消。

三首歌谣曲名稍有变化，新加坡版为《天顶一只鹅》，潮州版为《天上一只鹅》，泰国版为《天顶蜀只鹅》，该曲描写的是去泰国谋生的华侨。据歌词推测，可能由泰国传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同一方言的华人族群中。三个版本的歌词内容首尾一致，中间部分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其中，境外版本在歌词内容上增加了对父母、亲人狠心不阻止过番的埋怨，删减了回乡娶妻愿望的表达，可见番邦的生活并不如意。从歌词篇幅上看，国内潮州版本最长，有14句唱词，新加坡版最短，为9句歌词，泰国版为11句。作为一种跨界音乐文化现象，传统歌谣在境内外交流中互通互融，并在流传过程中演唱者根据现实情况对歌谣内容进行不断的加工和改造。

（二）《过番歌》在中新两国的流传

在众多“过番歌”中，有一首曲名即为《过番歌》的长篇叙事歌谣，这首反映闽南贫苦农民到新加坡谋生的艰辛，并带有劝世意味的歌谣曾传唱于中新两国，笔者2015年8月16日在新加坡调查时发现了新加坡的传唱版本。（见谱例5）

这首《过番歌》的故事内容叙述了一位安溪籍贫苦农民为环境所迫，禀过双亲妻子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的艰难历程及发财梦破灭后的悔恨心情。唱词规模达800行。开篇第一句“天地生人一样心，因何贫富即分明。人间出有几样景，大家听我说原因，无钱说实无人信，有钱说虚句句真”，一开始就交代了因贫困“下南洋”的原因，也映证了当时华人迁徙背后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社会学家、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陈达对闽粤侨乡多年的调查显示，“经济压迫”是当时南洋迁民出国最主要的原因?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8页。。通过这首歌谣可见，当时番客过番实属千般无奈，即使已搭上过番的渡船，仍是“一日烦恼千万项，内心亲像火烧云……倒在船中冥日想，想着家中娇妻娘”，可见不过番贫穷无指望，过番却又百般不舍的矛盾愁苦心情。

谱例5 新加坡版《过番歌》?原曲达800行，由于同一曲调反复使用，加之篇幅所限此处仅体现部分内容，演唱者无从考证。；
贾怡记谱

歌谣中出现了诸多地名，如“土塘、坂头、龙门、东岑头、厦门、石叻坡、香港、槟榔屿、斥门”等，这些地名不少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若将之串联起来，更是构成了昔日这位安溪番客“过番”下南洋的路线图。

歌谣还唱到父母和妻子阻拦主人公“过番”的情景，如“禀过双亲得知机……爹娘听说目箍红……番银好趁咱无向，田螺含水过三冬。”可见父母等家人苦苦相劝拦阻过番，百般挽留的悲凄场景。

新加坡版《过番歌》不仅诉说着过番的无奈，还展现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典型特点，即集合着乡土人居关系、亲属制度、道德人伦、风俗观念等丰富内涵。如歌谣主人公“过番”前交代妻子“奉事双亲着孝义，应话不可忤逆他，三餐奉养着顺意，免我在外心挂疑”；
后妻子不愿丈夫“过番”，唱道：“人人养子奉年老，就是积壳要防饥……夫君你说都也是，但碍未有男女儿……希企日后接宗枝”，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孝道及传宗接代等人伦观念。又如“自恨咱身的八字……必是唐山风水少……祈求神明着灵应……咱来番平运不是……想咱命歹说卜年”等体现了主人公始终认为贫穷不幸是因先天八字不好，命运早由天或神注定的宿命论思想。后续林氏在新加坡的过番生活，亦真实反映了番客“下南洋”的共同经历和番邦生活艰难的现实，如“日头出来热波波，日头晒到如火烧……灵鸡初啼天未光……新客?新客指刚过番的华人。未吃着冷水，早间冷水冷如霜……一冥全无倚着席”“染着船毒满身是，冥日浓血节节滴，十分痛疼实难当……破病几次险险死”，等等，字字血泪，刻骨地反映了过番生活的艰辛和苦难。闽粤侨乡常流传着一些番客“下南洋”淘金发财的民间传言，事实上，“下南洋”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可能。番客对南洋抱有梦幻般的发财梦想，可又有多少人与这首《过番歌》作者命运相同！

此歌曾传唱于中新两国，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两大版本，根据辑著者及主人公的籍贯及唱词内容等信息可分为“安溪版”和“南安版”。在国内“安溪版”另有三个刊异本，“南安版”也流传有三个异本。

新加坡版《过番歌》与国内流传的安溪版内容相似。此歌是从新加坡安溪会馆搜集得来。从扉页信息可知该曲由新加坡林泽民重抄于1990年，创作年代或最早传入新加坡的时间无从稽考。不过，笔者曾采访过新加坡一位90岁高龄的华侨黄永权，他提及早年即听过这首《过番歌》。此外，安溪版的三个刊本，一是厦门周学辉搜集校注，吴圭章编，安溪县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于1987年9月内部铅印的《过番歌》；
二是安溪吴圭章、杨世膺先生校正注释，署名“安溪善坛钟鑫著”，作为“善坛风物”材料之四内部铅印的《过番歌》，此本年代不详；
三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及歌谣集成福建卷、广东卷收录的长篇《过番歌》，其中前两本实为同一版本，封面署名标注不同而已，集成收录的也为同一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和《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中收录的《过番歌》实为同一版本，各地民歌集成与歌谣集成收录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

南安版三个刊异本分别是会文堂本、博文斋本和上海开文书局印本。会文堂本全称《新刻过番歌》，木版刻印，竖排自右向左排版。内文第一页标题则为“新刊手抄过番歌”，“南安江湖客辑”，厦门会文堂发行，未注明出版年月。?会文堂是清末厦门中山路一带的一家刻书坊，英国伦敦牛津图书馆藏《绣像荔镜奇逢传奇》便是会文堂道光丁未年（1847年）刻本。博文斋本与会文堂本虽为不同刻书坊发行，但唱词内容几乎相同。此版本的主人公为南安人，从南安到厦门搭船“过番”途经的地名如澳尾（今南安县城所在地）、尾岭、官桥、安平等均系闽南地区的著名侨乡。

除会文堂本，还有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厦门博文斋印本和上海开文书局印本，上海开文书局印本目前无法找到原歌本。通过对新加坡版《过番歌》与国内外可找到的五个刊本比对梳理可知：

其一，从歌谣唱词篇幅看，新加坡安溪版本达800行，篇幅最长，会文堂南安版本344行，篇幅最短。

其二，从歌谣内容看，新加坡安溪版描写的重点在于“辞乡别亲”，全曲总计用了整整280行，即全本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来叙述侨乡和番客别亲；
南安版则用了近一半的篇幅（157行）重点描述“异邦谋生”；
新加坡流传的版本对主人公内心纠结情感的描写则更为细腻浓烈。此外，两位番客的出洋路线不同，异域谋生经历迥异。新加坡安溪版主人公是位落魄番客，他经历了千重苦难后得到的是番邦发财梦想的破灭，因此歌词内容偏重于对自己命运不济的述说和对“过番”新加坡的深深失望与悔恨。而南安“番客”下南洋的结局则大不相同，“过番”三年不仅积攒了数百元钱两，还如愿回到了“唐山”（即家乡），他虽算不上经济富足、社会地位很高的侨领，但已然不同于“下南洋”前的穷酸形象了。

其三，新加坡安溪刊本一贯到底，不加分节，南安版也大都未加分节，但国内安溪版几个刊本则按内容分为“典过父母”“告别贤妻”“别家出门”“渡海漂洋”“到达唉叻（新加坡）”“往别州府”“返回唐山”等章节，猜测有可能为后人整理所加。

其四，通过对搜集到的《过番歌》五个刊本唱词内容的研究可知，过番歌及其产生的年代为清末，此外，民间唱本可用闽南民歌小调旋律演唱，演唱方式当可为独唱或男女对唱形式。

通过以上对新加坡华族歌谣，特别是“过番歌”的分析使我们不仅对该国华族歌谣的本体有了一定了解，而且对这些歌谣中所反映的迁民历史及其思想情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体悟。

（一）歌谣叙事的历史价值

移民存在不同类型：一种属于被动性移民，即由于战争、贫困等生存性原因不得不移居他国、他地；
另一种则是主动性移民，这类移民大都由于改善性需求，资源拓展移居他国、他地。当时的这些新加坡华族移民大都属于被动性移民。他们由于生活所迫离乡“下南洋”，他们带着家乡的歌谣随时抒发乡愁。当时的这些番客，传统文化观念使得他们身体在外，思想与情感却始终在乡，他们移民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延续，体现出了剪不断的家乡情结，“歌谣”便成为了他们与家乡连结的精神文化纽带。但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由此，新加坡华族歌谣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新加坡的？在此问题上似乎变得模糊了。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晰的，即这些歌谣反映的是华族移民的生活与情感。

人类的精神面貌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存在着朴实多元的民间教化。作为民间艺术的歌谣，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且趣味低级的艺术品种，受到来自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及审美认知的挤压和蔑视。然而，历代民间歌谣却一直以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在历史接续中不断地传承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还伴随着华人迁徙的足迹传承于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华族歌谣蕴含着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的精髓，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典型例证，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极为宝贵的现实价值。

与一般器乐音乐高度抽象化的艺术形式所不同的是，歌谣借助语言具有的语义确定功能，增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信息表达和形象化塑造，正如“过番歌”悲、苦、哀、怨的典型内容，使得“过番”的历史得以重现。难怪谭元亨认为：“《过番歌》是漂泊史，也是情感史，更是一部生命史!”?谭元亨：《客家圣典》，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由此，歌谣所蕴含的生动内容使今人能够借助音乐的方式了解海外华侨华人最真实的生活，以及他们“下南洋”创业初期的无奈、艰辛和苦楚。华人的生活、情感，个体的一生、族群的历史都蕴含在一首首歌谣中。从迁移初始，他们就唱着“过番歌”表达着走上这条远离故土“他乡之旅”的无奈，并为中华民族记录下这段特殊的历史。可见，清末民初华人迁移新加坡的经历虽已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却以歌谣艺术的特殊形式被永远的记录和保存了下来，使后人能够闻歌知史?有关新加坡流传的“过番歌”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歌谣，可参阅贾怡：《新加坡华族传统音乐的固守与再造》，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

（二）歌谣中华族移民“落地”与“生根”的彰显

长期的打拼，这些华族移民们有的荣归故里，有的则逐渐在移居地安居下来，开始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由此，华族歌谣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娶嫁对番客的人生意义重大，因此他们唱着嫁娶歌，抒发着各自不同的婚姻经历和体会。华人落地生根后结婚生子，儿歌又在他们的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番客们哼唱着儿歌，用歌声陪伴、祈愿儿女成长，并回忆着亲人和自己儿时的家乡。劝世内容的歌谣是华人生命伦理及理想的重要体现，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以及人生的经验都编唱成劝世歌劝导世人。我们把这些歌曲归入了华族移民歌曲中“落番”内容类别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在外的移民们不但有了新的生活，而且还有了新的公民身份，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但是，他们的华夏民族情感依然有所保留，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命脉依然存在于他们的思维之中。

反映世俗生活内容的歌谣已不同于“过番歌”等的悲情主题。尽管当时海外华侨的生活仍面临诸多艰辛，但“落番”的生活毕竟与初“过番”时大不相同了，不再孤身一人而是有了妻小的陪伴和基本的家庭生活。由于客观处境和心情的变化，因此歌谣也开始出现由女性演唱的温馨内容的摇儿歌，并有对儿女孝道，家庭日益红火日子的唱诵，还有《天时热》等对新加坡自然条件的描述，以及那些反映日常工作，及生活喜怒哀乐方方面面的新创作歌谣。这些作品不仅呈现出新加坡华族歌谣的多样化存在、及从“过番”到“落番”的主题变迁，从中还可反映出：华侨华人在新加坡逐渐开始了落地生根境遇的转变，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已从初离故土时的“漂泊”转变为“根植”于当地的状态。

新加坡今日繁华与文明的背后掩盖着几代华人的血泪和生命，而华族歌谣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华人移民血泪史，是近代中国闽粤侨乡及新加坡华族社会的缩影，也是几代华侨华人参与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国家建设不可磨灭的历史。由此可见，华族歌谣不仅蕴含着相当深厚的艺术价值，还深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从中既可内观清末民初国内的侨乡社会，同时亦可外观海外华侨的真实生活、身份意识、文化表征、职业特点以及华侨社会的底层结构等诸多方面。这些歌谣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民间艺术形式或品种，还在时间、空间、文化内涵等方面联结了海之内外的两个世界。

万隆会议后，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都成为了新加坡人。新的身份带给他们新的生活，也使得他们有了新的认同。他们没有忘记过去，同时又能够安住于现在和未来。“过番”与“落番”便在这两种情感之中被建立起来。新加坡华族歌谣，虽然从部分音乐样本上与中国境内的歌谣大致相似，但却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和文化上的理解！

语言与社会结构互为建构的关系表明，作为体现非官方权利话语的民间歌谣，不仅记载了民众“外在的”生活表象，还蕴含着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通过对新加坡华族歌谣的总体性分析不难透析出近代新加坡华侨华人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源于一种沉重悲苦的生命体验，并透露出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是以男性主宰生存、女性主宰生活的现实。这些歌谣作为新加坡华族百姓的艺术性表达，折射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并提供给我们一个观察社会变迁的微观路径。可以说，新加坡华族歌谣不仅具有相当的音乐艺术价值，我们还能通过主题的变迁观察到其中的社会学价值。这些歌谣不仅体现了“乐随人迁”的传播规律以及华族从“过番”到“落番”生存状况的变迁，还客观上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影响世界的典型例证，而新加坡华族在新加坡与原乡之间长期保持双重认同的现象，也成为了典型跨国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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