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消费中心：从理论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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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1]。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投资驱动，但随着资本不断充裕，资本扩张的潜力越来越有限，投资效益下降，投资的经济加速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更多体现在消费上。这也意味着，消费越来越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
建设消费中心尤其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是我国新时期发展消费经济、发力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举措。当前国家层面已经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众多省区或者大城市也掀起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高潮，如东部深圳作为GDP排名全国第三的一线城市，消费经济发展和生产制造发展不相匹配，消费一直是短板，因而深圳提出打造湾区顶级消费新地标、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部河南省提出支持郑州、洛阳两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到2022年，河南省建设20个省内特色消费中心。

消费中心建设是我国消费经济领域的一件大事情，首先它具有重大区域发展意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扩大消费为宏观经济调控重点的时期，消费竞争，或者说消费中心竞争将如同当年的生产竞争或生产中心竞争一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也就是说，哪个区域能够建成高能级的消费中心，该区域就可能获得经济的更多增长，甚至改变当前已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秩序，打破已经形成的地方经济竞争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一、二线城市的发展更多是以生产制造业起步，由以前的生产制造中心发展而来，未来国内一、二线城市显然将重新洗牌，改变发展局面的力量将更多是消费，由消费中心决定城市建设水平。其次，消费中心建设具有重大的国际竞争意义，我国不仅要建设世界生产中心，还要建成世界消费中心，正如商务部等14部门的《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所提到，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一批大中城市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快消费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消费以消费中心的形式被提到当前这样一个建设高度，在我国区域实践上还是新事物，在理论上较为新颖，这需要理论界作出及时回应，提供理论依据，如明确消费中心的深刻内涵，把握其建设规律，并预估其对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建设思路。

消费中心（城市）概念的提出和建设主张更多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我探索的结果。消费中心（城市）当前在我国担当着重要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发展使命，具有着一定的发展主线、内在逻辑。

（一）相关概念辨析

近年来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中与消费中心相关的概念有多个，如消费城市、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我们需要区分政策提法和学术概念，厘清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免混淆概念或者重复用词。词典中 “中心” 释义如下：（1）（名）在某一方面占据首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政治～|文化～|经济～。

（2）跟四周的距离相等的位置：他站在大厅的～。

［反］外围，边缘。

（3）（名）事物的主要部分；
居主导或关键地位的人或事物：思想～|领导～|战略～。

［近］核心。

（4）（形）处于主导或关键地位的：～人物|～环节[2]（P236-237）。

其中第一、二种释义与消费中心有关，比如按照城市或者地区意义上的第一种释义，消费中心首先是指消费城市或者地区，其次是指在一区域范围内占据首要消费地位的城市或者地区。把握消费中心的含义需要注意3个方面：其一，消费中心的 “中心” 是一个地域概念，可指城市或者地区；
其二，消费中心是一个位置概念，是指占据消费首要位置的消费城市或者地区；
其三，消费中心是一个区域概念，是与外围区相对而言的中心。从我国当前建设实践看，消费中心更多指消费中心城市；
从研究边界来看，本文在城市的框架内探讨消费中心，所以将相关概念辨析如下：消费中心位于城市；
消费中心是消费城市，但反之不然；
消费中心就是消费中心城市；
区域消费中心就是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反之亦然；
国际消费中心就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反之亦然；
国际消费中心与区域消费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在中心指向上一致，只是圈层范围不一致。在 “消费中心” “消费中心城市” “区域消费中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几个概念中，消费中心的概念表达更本质和一般，消费中心可直接指代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也就是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只是消费中心外延的不同。当提到 “消费中心城市” “区域消费中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时，本文更多以 “消费中心” 泛指[2]（P1697）[3]。

（二）中国特色消费中心政策的提出

中国消费中心建设政策的提出经历了一般消费政策、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任务明确、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试点筛选、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正式试点、各地消费中心建设跟进5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一般消费政策阶段

消费是经济学基础变量，在我国经济政策实践中被不断强调。在消费中心建设蓝图被提出前，国家围绕消费出台了许多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16〕85号）等一般消费政策文件。我国近十年来一般消费政策频频出台的背景是，由于投资效益下降，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转弱，尤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出口市场受阻，中国经济需求更多由外转内，内需越来越依赖消费激发。

2.第二阶段：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任务明确阶段

不同于小国经济，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可以依赖特殊地理位置而发展国际航运、金融等外向型产业，大国经济，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国经济，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都要以内需为主导，尤其在迈向高收入阶段时，居民消费逐渐成为内需的主体。从区域、城市发展和增长极角度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建设消费中心，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 “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点任务。

3.第三阶段：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试点筛选阶段

2019年商务部等14部门《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文件出台，提出利用5年左右时间，指导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水平较高、地方意愿强的城市开展培育建设，基本形成若干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形成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筹划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2020年商务部等14部门进一步推出《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申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各申报城市主要围绕《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商运发〔2019〕309号）提出的6项重点任务，研究提出细化落实方案，明确重点工作或工程；
并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标志性商圈、标志性展会、标志性活动、标志性场景等若干特色、创新举措，以及特色品牌、特色服务、特色餐饮、特色街区、特色旅游等任务及措施，旨在增加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城市消费软硬件环境、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各申报城市要制定重点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职责分工，形成部门工作合力。

4.第四阶段：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正式试点阶段

2021年7月商务部召开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各项工作，正式批准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随后，各试点城市推出了自己全面而具体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落实性规划，如北京市出台《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上海市推出《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重庆市发布《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天津市推出《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广州市发布《广州市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5.第五阶段：各地消费中心建设跟进阶段

之所以要详细梳理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政策过程，是因为区域性的消费中心我国在新世纪初就已经提及[4][5][6]（P31）。当前，随着国家层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试点，地方层面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再次迎来重大机遇，各地纷纷跟进，围绕消费中心建设的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比如湖南省提出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支持长沙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批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7]。当前越来越多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除长沙，还包括深圳、杭州、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武汉等大约30多个城市，至于提出区域层次消费中心建设的城市的数量则更多。

（三）中国特色的消费中心理论探索

我国早期的消费中心研究主要基于区域角度，大约从2010年左右开始，一个新的概念——区域性消费中心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甚至成为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新定位，如长沙市人民政府将长沙定位为区域消费中心，并提出了构建举措[4]。徐小东认为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消费吸引地[4]。林耿认为，从职能类型、承租能力和服务范围等方面看，北京路自隋唐以来一直是广州城的中轴线，叠加了两千多年的文化符码，已成为一个消费符号和文化商品，成为传统高等级消费中心的一个文化表征[8]。肖怡认为， “国际大商都” 应是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突破口和战略选择，体现于国际采购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国际购物与消费天堂等9个方面[6]（P31-38）。郝玉柱与张艳玲从免税业角度研究城市消费，认为北京市作为我国免税业发展的龙头地区，在经营规模、制度、经营业态等方面都与其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战略目标不相匹配[9]。汪明峰与孙莹认为，后工业化阶段大城市的消费地位越来越显著[10]。消费中心研究渐成热潮是在2019年后，伴随着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新闻界、政策咨询界、理论界紧步实践，对消费中心城市开始进行深入探索，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由区域上升到了国家、国际。王微等对我国消费中心政策进行了研究[11]；
郭军峰认为在构建具有强大集聚与辐射能力的消费中心城市中，人口流动、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以及产业升级是影响消费中心城市指数的重要因素[12]；
汪婧基于内涵特征，从城市规模、消费吸引物、消费设施、消费服务、消费实现5个维度评价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13]；
钟诗梦，李平基于2015~2019年我国10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各大城市群消费中心城市指数及其支点效应[14]；
刘社建认为上海应不断丰富完善各种消费品与服务供给，有效降低消费成本，推进建设国际消费城市[15]；
吴莎通过实证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逐年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依然显著存在[16]；
陈新年认为我国居民的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在消费层次、消费形态、消费品质、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17]；
韩成认为加快构建消费中心城市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升级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18]。消费中心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西方学者研究消费和城市的关系较早，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了 “消费型城市” 概念[19]。爱德华·格雷兹开创了从消费角度研究城市的先河，认为城市是商品、服务、文化的消费中心[20]。尽管西方文献中有与消费、城市相关的消费城市理论，但中国的消费中心（城市）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21－24]。但当前，学者们围绕消费中心（城市）进行的实践探索和政策分析较多，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很多分析还在沿用消费或者城市视角，没有建立起与中心相关的区域概念。消费中心的本质是空间竞争，更进一步而言是空间消费竞争，这是消费城市和消费中心城市的最大区别，我们在进行消费中心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时，尤其需要对此多加关注，更多挖掘消费空间内涵。

中国消费中心（城市）理论在不断探索中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其与西方消费城市理论指向相去甚远，我们有必要深入而系统地探索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内在意蕴。

（一）消费中心的区域竞争内涵

假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竞争主要围绕生产中心建设展开，那么可以说，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将更多围绕消费中心竞争而展开，消费中心建设将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版图调整的最大变量。未来城市将更多回归服务和生活功能，除生产服务外，消费供给和服务更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功能。因此，城市竞争、区域经济角力需要围绕消费进行布局，需要培育与消费相关的资源要素，包括消费型资本、人力资源、项目、产业、技术、文化资源。从竞争潜力来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建设成为世界生产中心，我国的中低层次生产制造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大多数行业产能已经充分扩张，因而进一步发展潜力有限且存在棘手的去产能问题，而发展高层次生产制造更多是现有高端生产制造中心的任务，后发城市不应该过多将生产领域作为城市发展、区域竞争的主战场。只有在消费领域，中国尚存不小的发展短板，各地区中谁能够突破消费技术瓶颈，创新合乎需求的新型消费模式，建设一流的消费设施，吸引高端消费人才，引进先进、有活力的消费资本，谁就可能在消费经济角逐中胜出，从而成为未来城市和区域竞争的新秀。

（二）消费中心的区域经济转型内涵

建设消费中心主要由中国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型决定，要达到与生产规模、水平对等的消费规模、水平，我国必须建立专业化的消费中心；
要建设与生产大国相对应的消费大国，我们必须建立专门化的消费中心。消费中心要通过专业化的发展，改变零散、杂乱、低层次的粗犷发展方式，推动区域消费项目高质量、规模化建设，促进区域消费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消费中心也是由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所决定，具有格局转型内涵。要畅通内循环，必须激发消费，消费是中国经济循环由国外为主转向国内为主的重要力量。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必须将国际生产和国际消费全面对接，一国仅进行国际生产，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国外消费，但不注重国际消费，不消费或者少消费相关贸易伙伴的产品，极易造成贸易磨擦，所以国家要由单一的国际生产向全面的国际生产和国际消费转型。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还必须做到国内消费和国际消费对接，当前外国人来华消费的规模远远赶不上中国人去国外消费的规模，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对接国外的程度低，很多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消费设施，中国的消费规则也与国外对接不够，还有消费文化的障碍，这些都不利于国际消费者融入中国消费场景。消费中心，尤其国际消费中心的建设能够将更多的国际消费项目引入国内，促进中国消费与国际规则、服务流程对接，推动国内外消费线路一体化。

（三）消费中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

建设消费中心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离不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文化的打造。创新发展要紧跟消费需求，否则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不能发挥应有的现实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离不开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区域发展协调，欠发达地区需要通过发展消费经济弥补生产发展条件的不足，在消费供给、消费创业、就业、创新中缩短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绿色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消费导向和政策，一是绿色发展需要坚持正确的消费导向，倡导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消费；
二是可转移支付要向绿色资金、绿色消费倾斜，让绿色发展得到更多的政策激励；
三是倡导生态消费，比如发展生态旅游，让绿色保护者通过绿色消费直接增收。开放发展离不开消费，国家要积极引进国际消费投资和项目，吸引国外消费者，通过国际消费中心的建设，提高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让世界消费资源更多为中国消费和中国经济服务。共享发展更离不开消费，要在消费资金分配中共享，在社会消费中共享，通过消费享受更多生产劳动成果，让生产劳动果实更多用于消费，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四）消费中心的区域协作内涵

我们可以用一个四方格图来解释消费中心的区域协作效应（见图1）。

图1 消费中心的区域协作效应

从上图可看出消费中心的4种区域协作效应。一是消费中心建设能够带来区域内消费协作。消费中心建设的主阵地虽然在城市，但需要通过联系主城区和城郊、城乡以及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广泛利用消费资源，实现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共同发展，因而具有区域内消费协作功能。二是消费中心建设能够带来区域内生产协作。消费中心建设带动消费品供应，消费品供应带动消费设施建设和消费产业发展，而消费品产业是一个区域内跨不同地区的生产体系，显然，随着消费需求的拉动，闲置的区内消费资源能够被有效激活，异地生产协作更加活跃，跨地区生产经济循环更加畅通。三是消费中心建设能够带来区域间消费协作。消费中心建设能级越高，越能发挥区域消费影响力，吸引跨区域消费资源，包括供给端的资本、人员、项目以及需求端的资金、消费者等，从而促进跨地区消费协作。四是消费中心建设能够带来区域间生产协作。消费中心发展的层次越高，越需要集中起更大范围的优势消费资源，其发展的层级与资源的层次、资源利用层级和资源利用范围紧密相关。消费中心建设必定促成消费品生产供应由区域内向区域外扩展，由此而具有跨区域生产协作功能。

（五）消费中心的本地发展内涵

消费中心建设的首要受益者显然是当地，包括所在城市和区域[25－27]。消费中心能够彰显当地文化，包括生产文化和消费文化，其通过吸引区域内外、国内外的消费者而使当地文化得以向外传播；
通过以消费品和消费项目为载体，以消费活动为形式，当地文化更多被外界所获知、理解。消费中心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向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特色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消费发展，是消费中心建设的基本策略；
消费发展有利于当地经济特色化和专业化，是当地特色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增量。消费中心建设作为一种发展手段，进一步实现了当地的特色化和专业化项目开发，使资源、生产层面上的特色化、专业化再进一步发展为消费层面上的特色化、专业化，因而可以说消费中心建设促进或者提升了当地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同时，消费中心建设更有效地贯彻了当地发展（localization）原则，即当地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当地资源实现当地化发展。当地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无论经济发达与否，都有一定的当地化倾向。贫困地区之所以需要当地化，是因为当地的资源严重外流，当地发展遭遇资源瓶颈，提倡当地化有利于解决本地发展资源不足问题。发达地区之所以也需要当地化，主要基于生态，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经济发展要和本地生态契合；
也基于再生资源利用，保证本地资源供给可持续，同时保护当地环境；
更基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要和当地社会发展协调。随着生产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型，当地化成为我国发达地区聚集消费资源的重要手段。各区域、各城市通过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供给当地化，而实现资源利用的当地化、人员就业的当地化、投资的当地化，这对于当地剩余劳动力吸纳、环境保护、产业安全、文化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提出消费中心概念的时间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左右[4]。初期的政策研究和实践主要在地区层面展开。而中央层面提出消费中心建设则是在十三五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 。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正式试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之前，地方层面的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已经历多年，并初步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版图。消费中心建设强化了生产、消费的分区划片和专业化竞争力培育，对一地的生产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型或者生产经济、消费经济并举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空间分化或者分工、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转型也促成了一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形成新发展格局，包括国际和国内循环、本地和异地发展、本地化和全球化。当前中国不同类型的消费中心各有其实践表现。

（一）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在分立生产和消费功能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受计划经济和工业发展思路影响，我国各大城市重生产轻消费、主生产辅消费，但当前，局面已经在发生改变，大城市消费的中心发展地位逐步显现或者增强，生产发展功能有所模糊或者地位减弱，甚至在空间上进行了分立。分立主要通过建设卫星城、发展都市圈、创建城市群，即由主城区向卫星城、由主城市到周边城市、由中心城市扩展到城市群发展而实现。比如许多省区的副中心城市建设，就是要从主增长极分离出更多的非核心生产功能，强化核心消费功能。在总体趋势上，大城市的主要中心城区变成了消费中心的专属版图。在国际性及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可能在中心城区还保留了企业总部、专业性部门或者一些核心生产服务部门，如会计、设计等。虽然同为服务业，但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实现了分区划片，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分立。生产服务业更多分布在写字楼和商务区，而生活服务业更多分布在消费商圈。而一些省域或者地市级中心城市，因为还需要进一步完成工业化，所以城市发展的生产制造功能还没有放弃，但正在逐步实现工业进园区、消费进商圈，起码在服务业和工业上实现了功能分区。当前，每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必定有标志性的消费项目，如上海迪斯尼；
或者消费地标，如长沙的黄兴路、成都的宽窄巷子。在普通老百姓和消费者心目中，一个重要城市闻名于世的更多是其消费中心。区域性消费中心实现了区域生产、消费的专业化竞争，促进了区域经济由生产向消费转型，并且促成了基于分工和转型的区域高质量发展，这对区域经济的全球化和本地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专业性中心城市正在发生生产和消费的分化

中国当前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正在作生产和消费的分化，主要通过都市圈、城市群协作的方式进行分化，比如一部分特大城市正在通过分离出生产功能，从而赋予周边中小城市专业化的生产中心之职能。而一些拥有良好消费资源的中小城市正放弃没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生产制造产业，专一于消费发展。例如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旅游风景区主要把建设资源投向旅游消费，通过做大做强旅游业而推动当地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湖南省的张家界市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红色文化富集区如韶山、井冈山、瑞金、延安等中小城市已经把自己的发展定位为红色文化旅游区，希望通过开发研学旅行产业而壮大地方经济。作为中小城市，其发展资源有限，无论是所能够投入的资金、劳动力规模，还是有竞争力的产业项目、生产技术等都很有限，难以做到生产和消费并重，故取其一，在进一步做好消费特色定位基础上，有可能实现城市专业化发展，取得类似企业中 “小巨人” 那样的发展地位（ “小巨人” 概念最初出现在制造业中，是指专注某一行业、在细分行业排名靠前、专业化强、管理精细、有特色、有创新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是 “小巨人” 企业的典型特征）。如中小城市的大学城的建设以发展专业性的高等教育消费为主；
医疗中心建设以求医问药消费为发展导向；
体育城建设专注某项或者某些体育运动消费，如河北张家口主营冬奥项目。专业性中小消费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的原因还在于竞争马太效应、经济非平衡发展和集聚规律，当前中国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生产制造已经高度发达，全国供给端基本消费品已经严重过剩。中小城市尤其偏远地区中小城市缺乏产业配套和规模优势，对于一般的中低层次消费品既没有必要生产，也无力与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竞争，但可以发挥对其消费的功能，通过补足消费服务，构建消费场景，在促进消费品销售、消费中获得消费经济增值。避短扬长，放弃不能带来竞争优势的一般制造业，专注强势领域消费竞争，这就是专业性中小消费中心得以形成的逻辑。专业性消费中心几乎完全剥离非消费经济功能，不仅仅实现了消费而且是专业性消费的区域专门性发展，在消费细分领域更容易有针对性地谋划高质量发展蓝图，并且将区域消费本地化和全球化做到极致，例如湖南张家界的旅游消费既是纯粹本地化的，也是高度全球化的。

（三）偏远中心城市正在归为相对单纯的生活消费功能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中西部建设，更多发展偏远地区的生态功能、战略资源培育功能、人居消费功能，以服务全局为导向，以转移支付为手段，支持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比如一些地处偏远的县城，虽然穷乡僻壤，工业经济发展条件差，但几十年来通过劳动力转移，走出了一条通过打工收入补充当地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当前我国许多偏远县城的生产制造产业虽然规模很小，仅具备就近供应能力，对外没有竞争优势，但消费经济并不疲弱，当地消费尤其基本消费、特色消费是外地所不可替代的，甚至物价水平有赶超大城市、中心区域之势。偏远县城消费中心虽然专注不创造物质财富的消费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创造精神和文化财富，通过提供教育、医疗、住房、旅游设施，带动相关投资、创业、就业、创新，消费也能带来经济增值，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同时也有利当地乡镇的农产品销售。不仅仅是县域，甚至在省域，在一些偏远的省区一级首府和地市一线首府都在向纯粹的消费经济转型，因为这些地方生产发展的条件差，介入制造业的环境代价大，国家主要通过赋予这些地方生态发展等国家战略功能而支持其发展，这意味着其不以生产为主要任务，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消费经济。比如像拉萨这样的省区首府，发展资金主要依靠国家投入，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依靠国家转移支付，当地的富民产业或者说经济的自我发展部分主要是旅游消费产业和居民日常消费服务。部分偏远地区消费中心正在从芜杂的经济门类中逐步退出，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专注绿色、共享等领域，借助生活消费、特色消费、生态消费、历史文化消费等，不仅促使本地消费经济旺盛，还能够成功吸引外来消费。

（四）跨国中心城镇正在形成专门的边境消费功能

在日益走向世界中心的过程中，中国首先经济开放，融入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主流市场。然后，随着崛起为世界性的制造大国，产业层次不断提高，中国不仅是全球生产中心，也是综合性的亚洲经济中心，不仅与世界各大洲，更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密切，以互市、边贸、跨境消费为主要功能的边境消费中心也应运而生。我国陆路边境线长，一条条边境带也是一条条边贸经济带。在这些边境区域，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消费经济一片繁荣。同时，随着中国对世界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经济协调能力、支持扶助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跨国跨境中心城镇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且为了帮助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对接，中国还援外修建了大量陆路基础设施，如中国帮助尼泊尔建设了包括公路、电力在内的跨境基础设施。如今在中尼边境的樟木、亚东等城镇，边境消费旺盛，既带动了中国内陆地区对南亚的出口和南亚对中国的出口，还帮助当地群众增收，使当地的农副土特产品供不应求。每年吸引的大量旅游、购物消费者还带动了餐饮、交通、旅馆等消费，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跨境消费功能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偏远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版图，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繁荣程度甚至不输于内地，很多小城镇有 “小香港” “小上海” 之称。总体来看，跨国消费中心分布于偏远的边境线上，拥有境内外广阔的消费腹地，并且成为相邻国家对外开放、国际协作交流、旅游消费的桥头堡，具备空间排它竞争力。同时跨国消费中心也带动了边境地区发展，促成相关地区生产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型，通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消费经济能减少农牧业中传统刀耕火种一类落后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了本地可持续发展，并将偏远的边境区域带入全球化发展框架。

消费中心尤其区域性、全国性、国际性消费中心将进一步改变中国国内经济版图，显然中国经济版图之改变也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内涵式扩张影响，其以空间为路径，仍然是消费中心的区域竞争、区域经济转型、区域高质量发展、本地发展内涵在发生作用。

（一）全国经济借助消费中心建设而变得更加区域平衡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为了发展生产，改变 “一穷二白” 的面貌和实现民族自立，更多发展了基础性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由此形成了工业发展区域和农业发展区域的不平衡。同时通过 “三线建设” ，我国一些传统意义的边远区域因为有了工业基础而发展超过了中心区域，这形成了三线发展区和一般发展区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多发展了外向型生产制造产业，这些产业主要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布局，从而形成了新的城乡经济不平衡、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经济不平衡、中心区域和 “老少边穷” 地区经济不平衡、东中西部经济不平衡。消费立足于一定的消费资源、文化和环境，而且消费层次越高越要求资源充裕、空间宽松、氛围闲适，这为乡村地区、外围地区、 “老少边穷” 地区建设着眼于中高层次消费的消费中心带来了契机。中高层次消费更注重生态环境基础，因为工业污染较少、环境条件好、生态资源丰富，这些传统欠发达边远区成为了生态资源和环境消费中心区，众多消费者为享受优美环境而来、为消费生态产品而来。很多人愿意周末到乡村度假，很多曾为农民、在工业化中进城的城市居民一到周末即回乡，退休后也将回乡定居作为养老首要考虑，这些都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农村日常生活消费。同时，这些区域受工业化冲击少，传统消费文化、地方特色消费文化保留多，社会消费氛围浓厚，更能够让人们在轻松的气氛中消费，找到消费兴趣点。因此，借助消费中心建设，传统欠发达地区迎来了发展良机，全国经济的平衡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二）整个国民经济将借助消费中心建设而变得更加部门平衡

消费中心建设将在两个方面促进国民经济部门平衡发展。一是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通过消费中心建设补齐消费短板。二是在生产的结构性调整方面，通过消费中心建设拉动生产性产业转型升级。

1.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建设了生产中心，更多发挥了生产制造的经济功能，但消费中心建设远远不够，消费长期以来是我国经济的短板。由于分配政策没有跟上，或者消费导向有误，社会尚存在大量未能实现的消费、被抑制的消费，居民消费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空间潜力大。尤其在中高层次消费领域，很多富裕起来的一批人，因为国内消费设施水平有限等瓶颈，在本国很难获得需求满足，从而转向国外消费，这既造成了我国消费资源的流失，也让我国错失了发展高层次消费经济的良好契机。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反过来会制约生产的发展，不仅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营销受制于国外，过多供给产生的贸易不平衡导致国家间经济纷争，从而引致巨大的生产风险。而且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对生产制造本身也不利，建立于消费基础上的劳动者幸福感、人才发展环境、创新创意氛围等对生产效率提高很有意义，但它们极易受到这种不平衡的负面影响。通过消费中心建设，我国能够改变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形成生产满足消费、消费带动生产的两者良性互动的共同发展格局。

2.促进不同层次生产部门的平衡

在近年抗击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过程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生产制造体系的完整性、一国生产发展的独立性对于确保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意义重大。以往关于低层次产业的认识正在被修正，一些看似简单的生产环节却是整体生产体系的基础或者不可或缺部分，虽然没有高深的技术，但其生产工艺可能并不简单，或者短期内难以重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维持日常经济运转，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必须齐备，尤其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家更需要自力更生。所以对于低层次的生产环节和产业部门，我国基于安全考虑，不能够再沿袭以往做法，简单将其向国外转移，在本国维持一定基本运转能力有其必要。这也意味着国家需要对原有的 “腾笼换鸟” 战略作一定程度调整，即为了培育高端要素、发展高层次产业，可以 “腾一定数量的鸟，但什么鸟都要有” 。国家要通过消费中心建设，改善收入分配，更多向低收入者倾斜，以带动中低层次消费品、基本生活品消费。同时，还要 “换回一定数量的高素质鸟，尤其质优附加值高的鸟” 。当前，我国生产制造各部门还不平衡，中低层次占比高，高层次占比低，尤其是基础、前沿、核心、高端技术生产部门发展不够。这方面，消费中心建设可以发挥需求拉动、现场研发、生产促进作用，通过高层次消费带动高层次消费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改进、起步阶段市场销售。

（三）部分中西部中心城市将借助消费中心建设而加速发展

当前我国发达区域几乎全部在东部，国际性城市集中在东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也以东部为主，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城市发展较为均衡的格局已经完全被打破。中西部城市改革开放后发展位次滑坡大，比如像西安、郑州这样的传统发展强市，曾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建设步伐迟滞。东部城市往往寸土寸金，一些落后、附加值低的产业很难在城市中心区存在；
而中西部一些城市看起来规模大，却是虚胖，低层次产业迟迟不从城市中心退出。这从房地产消费中可以看出端倪，有的城市看起来新城规模大，但却是少有人居住，中心城区充斥着 “脏、乱、差” 的低层次产业，城市空间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中西部城市并不缺乏消费经济发展所需的空间，这些城市的特色消费、传统文化消费也不输于东部地区，甚至因为少受工业化冲击，生态、民族和地方文化消费设施供给能力强，项目丰富，从而能够获得消费中心的大发展。其实，中西部城市走消费中心发展之路早已有成功先例，比如作为旅游消费中心的昆明、作为休闲消费中心的成都。在生产制造业不断向东部聚集的年代，很多中西部区域工业生产迅速萎缩，一些城市维持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是消费经济。这些区域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大批向东部流动，通过将获得的打工收入寄回原藉照顾家庭、教育孩子，从而获得消费经济发展。通过消费中心建设，中西部地区有望获得来自东部和全国乃至世界的更多消费资源，从而加速自己的发展。

（四）消费中心只是东部经济发展的可能潜力空间

消费中心将是东部经济发展的可能取向，在多年生产积累的基础上，东部城市急需补充消费功能的不足，从而也有能力多消费、高消费，但消费中心在东部的布局不大可能像当前生产中心那样密集。其原因是消费以文化为基础、以特色为吸引力、以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为载体，追求轻松、闲适和人性化，而不是像生产中心那样追求效率、规模，需要高度集中和机械化。在当前的东部区域，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的大发展，生产经济一片繁荣，早已经形成了快节奏的工业文化，而消费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工业条件下城市不一定能够营造出有利的消费意愿。在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中体验会发现，人们工作的节奏快，就连日常的行走步伐也迈得快，在老工业区中很难构建以休闲为代表的消费情境。因此单独从文化上看，东部区域已经是高效率、快节奏的生产文化，很难扭转为轻松慢节奏的消费文化。此外，这里人们的价值追求更多为生产价值，而不是休闲消费价值，甚至过多休闲和消费在这里不被认同，比如被认为 “偷懒” “好逸恶劳” 。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东部区域国土空间已经高度拥挤，要素利用接近极限，特别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这导致东部区域消费空间的扩展可能性有限。还有在个性方面，东部区域已经高度发达，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现代工业文明正在一统各地文化，区域之间文化同质性越来越强，这恰恰不利构建特色消费所需要的特色文化氛围。同时，东部区域也没有必要过多发展消费中心，因为国家还需要保持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技术还需要不断进步，生产制造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生产制造立国也是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国家可以通过把消费中心建设任务更多留给中西部，促进全国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一方面东部区域继续保持和发展生产制造功能，为全国以及中西部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包括消费品供应、可支配收入分配等；
另一方面生产制造并非中西部发展所长，融入国际生产体系需要更多借助航运，而世界海洋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没有改变，中西部处于偏远的内陆区，他们应避短扬长，通过进一步建设消费中心，加速推动其发展。

（五）消费中心建设将进一步加速老少边穷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

增长极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区域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标志，因为增长极打破了一个区域经济分散、杂乱、群龙无首的局面，区域通过整合而凝心聚力，实现系统发展、共同进步。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生产经济竞争中，我国许多老少边穷和欠发达地区因为生产制造业发展条件有限，各自很难集聚成自己的中心发展区，经济有量的增长，却没能实现质的突破，在区域层面没有形成整体合力。而消费经济的发展条件与生产制造经济的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区域具备生态、旅游、特色、文化类消费发展优势，通过建设消费中心，发展消费经济，能够加速资源要素聚集，汇集更大区域发展新动能，从而在已有生产经济发展基础上，再加入消费经济发展新动能，最终突破中心聚集的规模阈值，形成核心增长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中心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基础性机制，更是基础性动能；
在中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不可或缺，更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和力量源泉。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转型和升级内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往更多发生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如微观企业技术进步，转变经营方式，尤其中小企业扶持和国有企业改革。中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升级，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工业服务业向信息化转型。而当前更表现在宏观大调整层面，比如生产向消费转型、国际生产中心向国际消费中心转型，这不仅在供给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更在需求端进一步贡献世界发展。消费中心无疑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托，是中国各区域、省域、地域、县域重要竞争点，更是中国进一步改变世界、世界发展受益于中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消费中心已经在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版图，包括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在分立生产和消费功能，专业性中心城市正在作生产和消费的分化，偏远地区中心城市正在归为相对单纯的生活消费功能，跨国中心城镇正在形成专门的边境消费功能。消费中心还将继续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版图，如全国经济借助消费中心而更加区域平衡，整个国民经济将借助消费中心而更加部门平衡，部分中西部中心城市将借助消费中心而加速发展，消费中心是东部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消费中心建设加速老少边穷和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由消费中心建设而引致的中国经济版图之改变，也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影响。随着一批国际性消费中心在中国的崛起、世界消费中心向中国的大转移，新的以需求拉动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和升级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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