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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有为 治理贫困需要政府积极有为（图）

    时间：2020-03-22 06:10:24 来源：东东创业网 本文已影响人 东东创业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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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的话，一个穷国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还要有合适的战略、政策和发展方向。”这是日前在广州召开的“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

    　　1978年底，中国有78%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低于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但也是从这年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连续38年，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有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的减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发言中表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来拓宽优势，这样他的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而且风险小，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更快，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3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林毅夫说。

    　　从中国这样一个40年的转型过程来看，林毅夫认为，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是信心。“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也曾经长期陷在贫困线当中，对中国来讲，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对了，就很可能把整个发展的面貌改变。”

    　　怎样才能有这种信心？林毅夫举了日本的例子，“在亚洲国家里，日本是最早工业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表明亚洲国家也可以工业化，也可以现代化，亚洲四小龙也让中国大陆找到了发展的可借鉴之处，而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也能给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过去可能数几个世纪都举步维艰，但现在有新的技术和想法，就可以实现腾飞。”

    　　“我们要将自己的发展和新的优势进行匹配，要创造一些新的条件。我想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可以做到这些，如果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哪怕这个成功不是特别大，你也可以以此积累信心，可以让这种积极效应达到外展性。当然，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林毅夫说。

    　　不过，其中有几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林毅夫认为，一是经济发展。劳动生产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但必须遵循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有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二是渐进的方式。比如，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要改，但政府不可能一下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全都改好。“这时就需要务实，通过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发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可能取得几十年的每年8%到10%的增长，摆脱贫困。”林毅夫指出。

    　　有了信心，也离不开战略、政策和发展方向。在林毅夫看来，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一个方法是给穷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要让他们通过双手去劳动，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否则他们会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经济，要更多的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关注开发援助是否有用？部分研究表明，政0府的开发援助是有作用的，但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摆脱不了贫困的问题，发达国家已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3万亿美元的援助，但发展中国家还是面临贫困的影响。”林毅夫说，官方开发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没办法找到真正的瓶颈所在。现在有这么多的官方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做法。比如，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人权、教育质量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它们能够给穷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吗？关键还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行。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推手，你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新技术，又有足够的市场能够去推动。所以，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可以通过创造就业的机会来解决贫困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国家能力的问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问题。”论坛上，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从社会治理层面对解决贫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郑永年说，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中央政府，还是比较有能力达到一些共识的。“扶贫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条件到中国的很多地方去看看，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全国性的扶贫运动，中国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国朋友看来会比较羡慕，但是很难学得来。比如，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地方官员承担着扶贫的责任，必须帮助穷人脱贫，这已经成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又如，一个富裕省份要帮助一个穷的省份脱贫，或者一个富的县要帮助一个穷的县去脱贫。这是中国很好的经验，但是很难复制。”

    　　“中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没有实现像欧洲那样的福利社会程度，但社会必须得到保护，如果穷人太多就会出现问题。我想，扶贫就是一种达到基本社会公平的战略。”郑永年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虽然主要指的是国际社会，但是也可以应用到国内的社会内部各群体中。如果社会内部有些阶层太富，有些阶层太穷，很难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国家很穷，我想这个社会肯定也是不平衡的。

    　　郑永年认为，如果通过扶贫的方式，能够解决一个基本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因为现在的收入差异，已经超越了很多社会阶层难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反贫困，将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当然，这个贫困并不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很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发达国家在以前的反贫困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也正在践行。”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扶贫援助特别是政府开发援助，目前正在不断缩小，反对援助的声音也很多。在论坛上，来自伦敦大学Mark McQuinn教授提出，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有其必要的意义的。

    　　“从官方定义来说，我们有25%的官方援助应该以资助的形式给予，也就是说不需要还。再看看援助是怎么分配的？它不是简单地给你。研究发现，在我们的一些教育援助里，过了5年，大概只有40%的援助资金才被使用，所以我们在援助资金的使用上，要更加有效率才行。”Mark McQuinn在发言中说。

    　　那么，援助还重不重要？

    　　“29个OECD国家一共提供的资金是1310亿元，就算你减掉三分之一，明年资金的量还是非常大的。还有慈善机构，他们花的钱还是挺多的，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去年整个慈善基金达到403亿美元，比美国政府还多。另外，还有海外的一些其他离散人员，他们也会从居住的国家把钱以援助的形式，给到自己原来的援助国。中国也是一样，现在很多的援助，都是这样实现的，让海外生活的一些国民把这些钱寄回来，帮助我们减贫，帮助企业发展。这会给社会效益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Mark McQuinn认为，目前，援助本身处于一个拐点之上，“我们要更多地使用中国的模式，更多地采取中国的研究。”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开放市场使得这些人一方面必须要跟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国内的体制又对他们不利，所以，贫困现象非常严重。

    　　对此，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开放经济促进资金流动不一定使得贫困更糟糕，关键取决于是不是能够更多地带来就业，把劳动密集型的商业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国际的就业也可能会解决未来的贫困问题。“因为，我们未来需要上百万人脱贫，技术的手段、公营和私营的合作、人工智能、贸易自由化、新投资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它们来帮助我们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贫现象，它们甚至可以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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