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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自治作用及借鉴: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变化

    时间：2018-10-26 08:58:10 来源：东东创业网 本文已影响人 东东创业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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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崇山峻岭中的安徽省祁门县彭龙乡彭龙村，有一块石碑十分醒目。碑文为《嘉靖五年四月十二日歙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详细记载了徽州乡约劝善惩恶、道德教化及治安防御等功能作用的内容。据徽州县志记载，明弘光元年，徽州人汪礼兴等因私砍山木，被业主“状投约保”，在当地乡约保甲共同调处下，通过双方签订和解文约纠纷得以化解。隆庆六年，徽州人饶有寿盗砍杉木纠纷，通过当地乡约的“凭约正劝谕”而未告官。万历四十二年，徽州金庄宅等产业纠纷已讦告县主，最终通过乡约而“从公处息”。明清时期的徽州，像这种通过当地乡约“凭约劝谕”“委约公处”各类纠纷的现象较为普遍，乡约成为当地民间纠纷和诉讼调处的一条重要途径。

    乡约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中叶和清初，是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乡约与一般“乡规民约”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规约，而且是一种社会基层的“乡村自治组织”。村民在乡贤主导下自愿入约“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摘自《吕氏乡约》，见《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自觉接受乡约的约束，自觉履行劝勉义务和接受惩戒。

    早在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关学创始人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史称《吕氏乡约》。该《乡约》在蓝田等地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所以，张载说“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吕氏乡约》对入约者的要求是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纲要，通过相关细目加以具体化，内容涵盖乡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教化、乡民自治是《吕氏乡约》的核心精神，而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和谐邻里、淳化风俗则是《吕氏乡约》目的所在。这种乡约自治和教化作用颇为广大民众接受和推崇，故而宋代各地均出现了以《吕氏乡约》为范本的《乡约》文本。南宋理学家、徽州人朱熹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治理需要，对其进行了“增损”。经过朱熹重新勘定发展的《增损蓝田吕氏乡约》成为北宋灭亡后《吕氏乡约》重新兴盛的渊源。此后，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南赣乡约》的问世标志着明代乡约制度的成熟和最终确立，它成为明代乡约的集大成者，有力促进了徽州乡村教化和乡约制度普及及发展。

    徽州乡约的形成与发展

    明世宗嘉靖初,礼部正式檄文全国,举行乡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徽州乡约开始得到了封建官府的支持和地方士绅的响应,逐渐得以形成和发展。嘉靖五年（1526年），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徽州各县，率先在徽州推广建立乡约里社，徽州迅速响应，一些县衙还在乡村广土发布告示，并将倡建乡约组织、介绍乡约功能与作用等告示内容镌刻在石碑上。立于祁门县彭龙乡彭龙村的《嘉靖五年四月十二日歙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碑文记载：“于本里内，推选有德行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薄籍二扇，或恶或善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以备四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阳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与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间。”碑文中谈到了乡约“劝善惩恶、兴礼恤患”的“厚风俗”“训童蒙”道德教化和礼仪规制的功能。

    徽州乡约的兴盛有其内在历史原因，它符合了徽州千百年来以程朱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教化的需要和徽州传统文化习俗传承的内在要求。大学士许承尧在其《歙事闲谭》的《歙风俗礼教考》中谈及歙县婚丧嫁娶民俗习惯时这样写道：“官司典制，秩祀仪文，郡邑悉遵会典。而一乡一族日用之常，则各沿其俗。丧祭大都守文公《家礼》，小有异同，惟葬不以时举，则违制矣。婚礼不尚亲迎，其余去古远。冠虽不行，而有冠之名。笄则备极详甚慎。数者撮略如左：冠为成人之礼，近时大概从略，非独徽与歙也。然凡支幼长成入祠，尚曰冠丁；醵金于社，则曰冠金，亦见冠之遗意也。乃或以十五岁为冠，或以十六岁为冠，未有至二十者，则是与古殊矣。惟女将嫁，先期卜日而笄，曰上头。父母醮而宴之。婿家于是日致馒饦果饵之属，曰上茶。斯为合礼。”这里徽州婚丧嫁娶登民俗规制和礼仪为徽州乡约规约制定找到了借鉴内容，尤其是徽商对徽州乡约反哺影响颇深。

    古徽州自古被誉为“东南邹鲁”，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传统有序的生活氛围造就了古徽州“固商而兼士”现象普遍。受程朱理学儒家思想熏陶和徽州厚重文化滋润和影响，徽商虽“多缙绅巨族”，但“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膴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和促进徽州宗族修世好、讲礼仪、重规制，为徽州乡约发展夯实了经济文化基础。

    不仅如此，徽州宗族自治的宗法制度也成为徽州乡约的渊源。自东晋始，北方士族“衣冠南渡”的三次迁徙徽州，形成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后，为了管控族人、治理社会，宗族首领和乡绅们一方面利用舆论、宗法、信仰、礼仪乃至社会评价（谱、志）等社会文化控制机制来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通过立族规家法，建祠堂修宗谱，撰编乡村县志等向多向交叉和多层联结趋向发展，这些宗法制度和自治管理形式都直接引用到乡约中，尤其是利用宗族里长和首领调处纠纷化解族内矛盾成为徽州乡约借鉴的首选。明徽州学宦程敏政在其《篁墩文集》中写道：“夫徽州之讼虽曰繁，然争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坟，曰继。……田者，世业之所守；坟者，先体之所藏；继者，宗法之所系，虽其问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然亦有理势之所不可已者。”《祁门县志》亦记载：“民讼多山木、坟茔、嗣继。”明代徽州的纠纷诉讼主要集中在田土、祭祀、继承三大方面。明洪武年间，朝廷施行与里甲制相关联的里老制。明太祖朱元璋曾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明初《教民榜文》规定，老人一般于里中“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充任，与地方里长、甲首一道行使对地方社会管理的职权。明初为便于里甲老人处理地方事务，洪武年间还规定：“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于此，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申明亭和旌善亭不仅成为地方里老教化族人弟子之地，而且也成为里甲老人劝谕和裁判宗族纠纷的场所，地方里老由此被称“值亭老人”。由于徽州的纠纷大多是“山木”“坟茔”“嗣继”纷争属于大明律列属“小事”，故明初里老调处民间纠纷成为徽州的普遍现象。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在明初洪武时期即设置“申明亭”达160处之多。

    明中后期，随着里甲制、里老制的衰落，里长、老人原本直接理讼的职能不断弱化。里老在地方纷争中，仅仅充当“批老勘明”“委老验契”“作中劝谕”的角色。正德末年至嘉靖年初年，徽商兴盛，徽州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贫富不均现象严重，淳朴民风和乡村自治模式遭到破坏，“操资交揵，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诘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万历年《歙志》卷五《风土》），以至于“作奸起讼，扦法犯科，群聚而呐无辜，众口而烁孱弱……献谗者开之衅，舞文者启之诬，用壮者激之斗，谋利者导之关”。（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此时的徽州“仕者无任职之心,治尚苟简,斯民亦无慕善之志,世俗浇漓。即有善者,或置身于一齐。众楚之乡,孤立莫助,纵使恶者愈得志于杯水车薪之势。朋比为奸,事变纷起,讼狱繁兴。虽法网为益密,徒厉阶之为，梗泽不下”。（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志》）在此背景下，嘉靖五年（1526年）徽州知府何东序传令徽州各地建立乡约并借助乡约从道德教化入手，匡正民风，革易陋俗。在徽州宗族推崇下，乡约和宗族管制相结合，通过宗族族长、乡贤出任乡约正、副职务倡导道德教化、移风易俗、以良民治良民，对族内不服管教、不遵守乡约者予以严厉惩罚。伴随着乡约教化形式推广和功能延伸，乡约的劝善惩恶、道德教化作用又朝着治安防御和护山育林的方向扩展。

    徽州乡约的种类特点

    徽州乡约初建时，除了厉行教化、裁断是非调处纠纷外，还具有保地方平安，预防匪盗的功能。为此，乡约按照徽州知府何东序力推的“约会依原编保甲”要求建立。顺治《歙志》记载：“近制，每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一约”，由此，乡约与保甲的设置均以乡都里保为标准。

    最初的徽州乡约的建立完全是为了预防匪盗、对付奸党和强梁，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性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歙县岩镇人郑佐倡导并建立了预防盗匪具有军事防御作用的岩镇乡约。他在《岩镇乡约叙》中记载：“夫何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患。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众于孤村；倚恃强梁，辄紾臂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宜预为桑土之谋，庶可免剥肤之患。是以众谋佥同，群策毕举。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为了防匪御敌郑佐将岩镇划分十八个管区，每管区数十人，专司习武、稽查和巡逻等众任，起到了保甲作用。徽州知府何东序据此倡立具有保甲功能的乡约，“令每十甲为一约，于内选殷实公正、日为乡党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众人，每约置炳大牌，书百姓家名，送县标押。每十家置锣一面、铳一把，闲暇操练。一遇有警，约正、副持牌鸣锣号召。并力追捕。”（乾隆《绩溪县志》卷四《武备志·捕察保甲附》）到了明末还出现休宁知县李乔岱“偿申乡约、保甲合一法”并“刻书颁示”的现象。

    清初继续沿袭明代乡约之制，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增颁《乡约法律》二十一条。乾隆初年，徽州知府何达善令府属六县乡村“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型闾里者一二人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劝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惩”。徽州乡约再次发展，仅休宁一地便组织了180多个乡约。

    这种保甲、乡约和宗族三位一体构建模式凸显出徽州乡约地域性和宗族血缘性特征。歙县岩镇乡约及此后的岩镇备倭乡约，范围仅限于岩寺一镇，地缘性特征明显。而祁门文堂陈氏乡约由聚集文堂的陈氏宗族单独组建，凸显了宗族血缘性特点。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知府何东序在乡约告文中要求乡村乡约,除按地域由一里一图村民组成外,一族亦可单独组成。“族小人少附大族，合为一约。”

    此外，徽州乡约的三位一体模式强化了徽州乡约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军事治安功能。隆庆《文堂乡约家法》中记载：“迩来人繁约解，俗渐绕漓。或败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混淆，人无劝惩，上贻官长之忧，下致良民之苦，实可为乡里痛惜者也。”此道德教化内容明显。岩镇乡约及岩镇备倭乡约以治安防范和军事防御为目的，其“强暴知所警而潜消”“良善有所恃而无恐”作用显而易见。

    徽州乡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徽州礼仪孝道文化影响，扶贫救弱慈善和水口保护功能凸显。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应付差徭救助类、互助互济经济类、保护水口和人居环境的环保类、教育资助宗族弟子科考类等形形色色的徽州乡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祁门侯潭十二家兴建成立的侯潭乡约会就是一个以应付差徭、互济互助为宗旨并带有经营性质的经济类乡约组织。

    嘉靖二十六年，祁门侯潭、桃墅、楚溪、柯岭等地村民还专门建成护林乡约会，订立《护林议约合同》，鼓励村民栽培种植松杉桐竹等木，严禁滥砍滥伐山林。

    徽州乡约的运作形式及借鉴

    在教化和调处纠纷运作形式上，乡约保甲互为表里，叠相为用。所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徽州保甲属于官府自上而下普遍推行的准官方基层组织。而乡约大多是在官府倡导下，由地方乡绅、族人、乡民自发组织而成，其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顺治二年，徽州人汪廉行盗葬一案，官府在审理中，督同乡约、保甲共同参与。嘉庆年间，歙县程景贤等所立合同中，保长和族长一道作为合同涉及纠纷的调处和中证方参与其中，并作相应署押。可见，保甲制下的徽州乡约调处往往依托族长和保甲力量共同发挥着作用。而地方保甲除了在官府指派下应承大小差事以及地方治安的监督和管理外，作为基层管理组织在民间纠纷中主要承担着勘验中证和协同调处的作用。

    徽州乡约的运作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徽州宗族色彩比较浓厚。一是将宗族族规家法宗法制度直接揉进乡约的规约中。祁门县西文堂陈氏一族建立的文堂乡约将乡约与族规家法结合，编纂《文堂乡约家法》，使乡约教化自治和管理借助宗族力量更加符合徽州宗族社会治理特性。二是将乡约通过县府赐印和“请申”方式使得其自治功能突破宗族管理范围，成为地方乡民遵从的地方法。陈氏《文堂乡约家法》呈请祁门知县廖希元“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于是在文堂乡村广泛遵从，达到“俾子姓有所凭依”功效。三是将乡约增添官府“圣谕”内容法令增强其权威和效力，并使之通俗化达到普及教化自治的效果。陈氏《文堂乡约家法》把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条》作为宣讲的主要内容“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不许挟仇报复、假公言私、玩亵圣谕”。（隆庆《文堂乡约家法》）并结合乡民生活实际编成通俗易懂的演绎体文字和诗歌广为传播，熏陶匡正乖戾民俗。

    徽州乡约管理运行除了有严密组织管理外，还定期举行乡约活动、进行程朱理学思想宣讲和礼仪熏陶，对乡约成员奖罚严明。文堂陈氏乡约专门于乡约之所设立纪善纪恶簿二扇，对约中成员善恶言行进行监督和奖惩：“自约之后，凡我子孙各宜遵守，毋得故违。如有犯者，定依条款罚赎。”对约内子孙若“有忤犯父母、祖父母，有缺其奉养者，有怨訾者，本家约正、副，会同诸约正、副言谕之。不悛即书于纪恶簿，生则不许入会，死则不许入祠”，惩罚措施极为严厉（隆庆《文堂陈氏乡约家法》）。乡约约会的仪式是：“会日,管会之家先期设圣谕牌位于堂上,设香案于庭中。同约人如期毕至,升堂。端肃班位,东西相向如坐图。赞者唱,排班以次北面序立。班齐,宣《圣谕》。”这里，明清时期徽州知府在倡行乡约公文中还明确要求各地乡约宣讲中要把明太祖《圣谕六条》和清圣祖《圣训十六条》为主要内容。“令木铎朔望向民间宣之”“命乡约时时宣讲，更为详明”。（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宣讲中，乡约家会坐次井然，仪式庄严肃穆。与徽州宗族祠祭形式十分相似。由此，这种乡约自我约束、自我教化自治功能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明清时期徽州无论是明代前期的里老调处，抑或明代中后期的乡约、保甲调处等，都鲜明地体现出道德教化、说合劝谕特点。明代中期以后，徽州乡约对族内纠纷和诉讼理处上裁判作用越来越大。这既反映了传统徽州民间纠纷和诉讼的复杂性，又反映出徽州乡约德治自治和法治功能。它对于打造培育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或许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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